殷正洋

因此，政治权力或主权就高于法律，也大于法律。

要用法治思维正确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坚持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相统一，充分发挥立法的引导、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执政，必须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应当进一步完善党对立法工作中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

党中央向全国人大提出宪法修改建议，依照宪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宪法修改。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然而，当前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问题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社会主义法治意识、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社会主义法治价值、社会主义宪制和法治原则、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社会主义法治学说，等等。《决定》除对传统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做了与时俱进、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外，还从法治系统工程的角度，提出以下改革和建设任务：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发挥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任务。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即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五大体系。

我们从公元前18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形成的《汉谟拉比法典》中可知，《汉谟拉比法典》保存了原始公社制时代古巴比伦人对若干原始社会习惯的认可、尊崇，并加以适当改造，使其保留在法典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已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除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外，它自己再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国作出了全面论述，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共和国的人民大会是又一个权力中心，是拥有立法权的立法机构。这个问题的提出，当然意在质询，党领导依法治国有什么依据吗?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应当做出科学、合理的阐释。

议会承担着立法的主体职责。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通过对文革教训的总结明确指出：必须加强法制。5. 资本主义时代开创了议会立法制度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在十六大报告中，依法治国被确认为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1927年后，随着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扩大，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制定宪法，便成了党中央和各根据地政权的共同要求，制定宪法是肯定工农兵已经争得的权利的需要。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的记载，可以说是夏商周三代适应奴隶制统治需要而制定法律的反映。罗马共和制度主要由最高行政权力(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三个部分组成。

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其次，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最高组织，和一般的工人组织、工人政党比较起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周礼·秋官·士师》说：一曰誓，用之于军旅，指的是军事行动之前把将、士集中起来，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可见誓是一种军法，《尚书》中的《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等篇即是。雅典城邦制定法律的是公民大会。

这个宏伟的顶层设计和党制定国家法律的长期努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积极作用，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法治建设，并且具有丰富的法治实践经验，完全胜任制定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任。马克思作为研究法律的法学博士，接触并研究过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离婚法草案，林木盗窃法，普鲁士宪法，法国和英国的宪法等具体的法律，还有刑法、民法、婚姻法、诉讼法。出席大会的代表六百一十人。[④]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论述可知，法无论如何要为阶级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所驱使，成为一定阶级即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鹰犬。马克思在阅读该书时写了详细的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也引用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它的成员有300人，先由执政官任命，除氏族元老外，退职的执政官、监察官、大法官等都是元老院的当然人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相继制定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选举细则》(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1931年12月)、《苏维埃暂行选举法》(1933年8月)，以及有关选举的若干训令和指示。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穷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

议会在行使立法权时，为保证立法严肃慎重和议会中少数派的权利，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即立法程序。比如，在立法的辩论会上，各个不同等级的代表人都千方百计地力图把自己这一等级的利益和意志贯穿到法律条文之中去。

1. 任何法律都包含着阶级倾向性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阶级性观点，首先是指任何法律都包含着阶级倾向性，即利益上偏袒统治阶级。只要是顺应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具备了立法要求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体，例如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都可以成为法的制定主体。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领导 依法治国 。无论男女一律实行无限制的普遍选举权;保障人民享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自由权;制定保障工人的法律，改良工人待遇;制定保护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的法律;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以强迫义务教育，实现教育普及;改良司法制度，废止死刑，废止肉刑，等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共产党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完成这一解放的事业，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这就把法学问题和党的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选举制度，发韧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学阐明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社会实践、进行科学研究中，通过大量事实，发现了阶级利益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形成了法的阶级性和阶级利益的法律价值观。对此有人会问道，在当今世界，比较成熟的法系有两个，一是大陆法系，一是海洋法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赋予其严整的组织形式，明确规定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制度。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等全新的论断。

2. 党不断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依法治国的进程，是由中国共产党开启的。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执政官掌有军政大权，他可以召集人民大会，向元老院提名驻外使节，提出法案并执行法案，指挥军队，赏罚官员等;人民大会具有立法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力等;元老院具有决定内外政策、审查和批准法案、管理国家财政、控制国家预算、支配国家财产、管理外交和占领区事务、领导公职人员选举、监督执政官行动、确定执政官职责以及影响执政官对继承人的挑选等权力。使我国步上了法治化轨道 第三阶段：发展。

综上可知，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主张，法是具有阶级性的，法是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表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推翻统治阶级并取而代之后，需要体现自己阶级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法律体系。[⑥]列宁：《社会主义政党和非党的革命性》，《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奴隶和外邦人无任何政治权利，他们从事体力劳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了《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了《宪法问题报告》。

这个宪法大纲的任务和目的，在于保证苏维埃区域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和达到它在全中国的胜利。采用这种政体形式的国家就称为共和国。